2003年12月，《厦门日报》新闻部记者汪权曾随工商部门参与一次对网吧的突击检查，结果发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在网吧里面通宵上网的现象非常严重。

    “见到执法人员检查，部分正在里面上网的学生顿时惊惶失措，纷纷离座从大门跑出去。但也有部分学生和社会青年仍然神情自若地坐在电脑前面，继续聊天或玩游戏。”后来在报道里面汪权这样写道。

   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网吧业也不例外。

    2002年北京“蓝极速”事件，导致25名学生丧失，国内一片哗然。这次事件也加速了国家对网吧行业的整顿和管理，严格的审批和监管制度相继出台。

   “其实政府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是个好事，从某种程度上是帮我们网吧经营者减负。”

    说到这里，刘益怕记者认为自己在说客套话，急忙解释：“我们开网吧的，最怕的就是在网吧里面出事，如果政府不加强监管，会导致网吧非常混乱，出事的几率就会很大。”

    当然刘益也承认，网吧行业的整顿对他们有产生一定的压力，比以前要付出更多精力去防止未成年人蒙混进来。

    比如对网吧收银员的培训就显得格外重要的：“我们培训收银员的第一条就是必须一人一证才能上网，而且必须审核身份证是不是本人的，如果偷拿别人的身份证，坚决不能让他进来，否则是要出大事的。”

    但是，对于刘益这样的网吧老板来说，压力最大的还不是有关部门的整顿，而是经营成本的上升——这几乎成为悬在国内所有网吧经营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    2009年之后，随着国内大中城市规划改造进度的加快，城区地段的商业门面租金飞速上涨。以北京为例，在北京五环以内的商业门面，两年之内涨了近一倍，让网吧这样的小本经营难以维持下去。

   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以往市区街道两边网吧扎堆出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。除了有实力的连锁网吧之外，大批中小网吧退出市区地段，约有40%选择直接关门歇业，另外60%则走上了当年红军闹革命的老路：农村包围城市——纷纷到大中城市郊区、三四级县城和周边乡镇开设网吧，从侧面推动了乡镇网吧的兴起。

    而刘益和他的福禄网吧正好是这60%中的一分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