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幕降临，不远处高楼林立的霓虹灯开始五彩闪烁。

满是尘土的公路上,遍布坑洼,不时有货车经过,扬尘就像浓雾。被尘土淹没的老郭吃力地骑着装满废旧物品的三轮车,走进拐角胡同处一个破旧砖房院落。

这间十多平米的砖房就是老郭的家，“这一车大概能卖两百多块钱吧，已是半月来最好收成了，平时就几十块，不知是不是你带来的好运。”老郭对记者笑，他说现在竞争太激烈，如果他哪天不能拉回这一车，他和家人就要饿肚子了。

这里是北京昌平西小口村，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。在这里，数以千计的商户连成片，人们生活在低矮砖房里，地面堆满旧电脑、空调、显示器；屋外堆积如山的塑料瓶比房子还高——鼎盛时期，西小口和附近的东小口电子垃圾回收可养活近3万人，北京四分之一的电子垃圾最后都流入了这个地方。

一个城市，两个世界

昏黄灯光下，53岁的老郭不顾上吃上一口饭，就开始倒腾他三轮车上的一台废旧空调和一台台式电脑。这些是他当天最大的“战利品”，老郭要对回收的废旧电脑和空调做个简单处理，测试看看有无损坏,还有关键零部件的拆解,这些都直接关系着这些废旧空调能卖多少钱。

老郭说，所谓测试就是插上电，能转就是好的，不能转的就是坏的。测试之后要分类，内存、硬盘、电线、显卡等等，好的和坏的，价格都不一样。

含金属的废弃设备赚的最多。“就像这块主板，最早以为上面的黄色是铜的，大家都当一般垃圾卖，后来才知道是含金的，值钱着呢，大家都学精了。”

处理过程中，老郭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记者提醒他至少应该戴上一双手套，他无奈地笑：“在这个地方，你戴上十双手套又有什么用？”

老郭的砖房里，到处堆放着废弃的电脑主机、主板、音箱、电源、显示器、，甚至还有成捆的插头和电线，散发着各种臭味的塑料瓶等等。这些东西摞得有一人多高，有些地方从地上一直摞到屋顶。

这些东西，都是老郭蹬着三轮车车从北京各个地方拉回来的。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废旧电子产品是否含毒不是问题，相反是可以换成一张张大红的钞票喜悦——他们的问题是，电子垃圾回收者租住的房子通常没有自来水、下水道和厕所，上百租住户使用一个露天公厕，回收产生的污染物、人类牲畜的排泄物、堆积的生活垃圾不仅破坏了当地的水源，还让空气中常年弥漫着让人呕吐的味道。

过去几年中，一年365天，老郭有300来天都重复着大众对此并不陌生的工作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挂着回收条幅，天天蹲在北京繁华的小区门口。他们走街串巷转悠，深入到北京城各个角落，成为电子垃圾回收前锋，然后在城市的霓虹灯下骑着三轮车转悠回堆满垃圾的家。

 2006年底，老郭从河南固始来到了北京，“之前听说有人在北京做废品回声生意赚了大钱，就跑来了......”他说，在2003年前后，固始大部分人拖家带口，都跑到了北京，男的回收电子垃圾，女的做保洁家政工作。这些人在亲属、同乡介绍下,加入拾荒行列,并不断介绍新人加入这个圈子。

根据20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，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，每年生产超过230万吨电子垃圾，到2020年，我国的废旧电脑将比2007年翻一番到两番，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。

这也让在北京、上海等各大城市，涌入了大量老郭这样的拾荒者，形成了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的拾荒大军。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精确统计这个行业有多大，但根据北京社科院的《拾荒大军调查报告》，估算北京有30万拾荒者，每年从北京捡出30亿元，上海也有10万人——这一数据只针对于产业链条前端的一线拾荒工人，并不包括后端产业链的物资回收市场和加工企业的人员。

几年过去，一部分人发财了做了“老板”，大部分仍然像老郭一样，仍然住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室里，睡着从垃圾里淘来的旧床，满身污垢与汗臭味，冬天依靠蜂窝煤取暖，从上家手中领着时多时少的辛苦钱。

不听话？“打走”

 每隔一个月，老郭就会在家待上一天，等待中间商“三哥”开着大货车来回收分类初步处理捡好的电子垃圾。

 时至今日，与他做生意一年多的老郭也不知道三哥的真实名字。他知道的情况仅仅是，三哥排行老三，“板爷”出身，如今的生意很大，不仅每月按时来西小口村拉走货物，而且和其他几个中间商，组成了一个“游击队”，每天开着一辆小轿车车在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附近转悠，“号令”那些像老郭这样的走街串巷回收旧家电的“板爷”。

作为北京最大的二手电子产品市场，通过回收翻新，中海电子市场内商户几年前可获取成倍收益。但最近几年，本应蓬勃发展的中海电子市场像鼎好、科贸电脑城一样风雨飘摇。

“因为货都被外面那些游击队抢光了。”中海电子市场内的一名商铺老板说。他指的是像三哥这样的“游击队”中间商——在电子市场外，每天围着大量的回收商，他们慢慢聚拢了圈子，几人一组，建立了“放哨”和“保护”等规则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全员出动，共同抵御外来者的利益争夺。来自中海电子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每年市场外的中间商，会夺取市场内商户近300万元的纯收益。

在这些规则下，像老郭这样穿街走巷回收的“板爷”，所收货物最终都汇聚在三哥这样的中间商下。“一是三哥上门回收方便，价格也算公道。二是不听话？那么就会被打走。”老郭说，他就见过几个“板爷”因为私自将货物卖给其他中间商，而被原来中间商暴打的故事。

 三哥的上家姓罗，住在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一栋大院里，从贵屿镇而来，据说在汕头拥有一栋4层楼高的别墅，他控制着三十多名三哥这样的“中间商”——其任务是选出其中最好的原料，运送回贵屿。

对于来自贵屿镇的隐秘富豪来说，他感兴趣的是含黄金等稀有金属的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，而以含塑料、铝铜等为主的废旧家电，则最终汇集于昌平天通苑，继而流向河北小石家庄村及镇村等地——那是另一处暴富与搏命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们同样懂得如何从电子废品中榨取最大利润。

由于交通成本高，来自贵屿的买家通常是，等北京的电子垃圾备齐，隔一段时间拉满满一箱火车皮走。

而在贵屿，上十万“炼金”大军将从这些电路板中提炼出纯度达99.99%的黄金，每年产出15吨黄金、10万吨铜和难以计数的百万千万富翁。

被驱赶的人生

老郭说，来北京7、8年，感觉越来越难生存，生意难做，居无定所，到处拆到处建，却没有一个地方是给他这样人的。

从老郭家的西小口村出来往天通苑方向走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看到一处占地数百亩，到处遗留的电子垃圾与残垣断壁，显示着昔日“废城”的壮观场景——在这个叫东小口村的地方，鼎盛时期，曾有数以万计的商户连成片，其电子垃圾回收和处理产业可养活近3万人。

今年初，老郭就住在东小口村，今年夏天东小口村的整体拆迁让他搬到了西小口村。而他到北京第一个居住地，是离中关村大街不到3公里的后八家，曾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“中转站”。随着后八家村等地陆续拆迁，电子垃圾中转站一次次转移到其他地方，老郭的“家”就跟着一次次变化。

老郭听说，西小口村也要整体拆迁了。这意味着他不久又要“搬家”了——老郭并不是一个特例，生活在北京周边的废品回收者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。随着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容，原始状态下生存的废品回收从业者只能向城外更远的地方迁徙，远离京城。

 已习惯“搬家”的老郭对此只是少许感叹，人们总能在北京找到一个自发聚集起来的电子垃圾站。他担忧的是，北京做电子垃圾回收的人正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好几个老乡碰一块儿，就互相抬价，谁也赚不了钱。“谁家有个电脑，都像饿虎扑食一样盯着。”

这也是三哥的烦恼。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光靠“打走”已解决不了所有问题。而随着全球经济大环境不好，黄金等稀有金属价格持续暴跌，使得旧家电拆卸下来的铜、铝等滞销，他们的生意自然受到很大影响。“其实我们也就是收废品的，只是比骑着三轮车的老郭们好一些。”

“干这一行,除了苦些、累些,更主要的是没人尊重。”三哥说，当年他提着一个破塑料袋来到北京干起，苦熬10多年后变成老练的中间商。“那时候怕身上太脏，公交车都不敢坐。周围干这个的人也都挨过打。”

甚至连贵屿镇来的“隐秘富豪”也开始变得不知所措——尽管他们已不愿留在贵屿当地生活，已在深圳、广州等海边城市购置了多套房产，希望子女永远离开那个地方，但对于这些很少有看报读书的老板来说，内心却又清楚自己的财富从何而来，只好在一车车运送而回的电子垃圾中，对生养之地更加绝望与彷徨愧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