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话《大数据时代》作者维克托•迈尔•舍恩伯格

        数据是潜在的产品

 

        人物简介：数据科学的技术权威，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。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，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，哈佛国家电子商务研究中网络监管项目负责人；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信息与创新策略研究中心主任。并担任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弗吉尼亚大学、圣地亚哥大学、维也纳大学的客座教授。


        12月11日，维克托携两本书的中译本来到北京，在不同场合与读者及业内人士交流大数据相关的话题。本报记者在亦庄云基地与维克托进行了深入对话，和他探讨大数据时代的记忆与遗忘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你说大数据时代应该关注的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，那么“为什么”对于企业来说真的不重要嘛？ 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是的。亚马逊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会买某本书，或者为什么它给你推荐了某本书你就买下了它；它只需要知道你买了这本书，然后它会向你推荐相关的，仅此而已。类似的，快递公司UPS通过大数据发现他们的车辆在GPS的指引下左转时出事故的概率较高，于是他们更改了导航软件，让车辆更多地右转，尽管这浪费了时间，但降低了出事的风险，因此提高了效率；他们并不知道车辆左转时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更容易出事，而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亚马逊、Google这些大公司已经积累了很多数据，但小公司、创业公司却没有多少数据，在大数据时代他们应该怎么做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的确，这很有趣。很长时间以来，这些大公司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们的服务器集群等基础设施。如今有了云计算，创业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购买计算和存储能力，以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，但他们没有数据。数据是一些大公司独家拥有的。当然如果小公司选择了正确的领域切入，也能够获得数据。例如Inrix公司，他们开发导航软件，还能提供实时路况，告诉你哪里堵车。他们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？他们的基础导航服务是免费的，但如果你同意下载这个应用，它就会就会将你的行驶速度等信息传回后端，于是你就成为了这个平台的传感器。每天有数百万人使用Inrix，因此Inrix拥有数百万传感器，并获取了大量的数据。他们能记录在特定天气下人们的驾驶速度，并将这些信息告诉保险公司，或者告诉政府作为加强道路安全的参考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通常企业只能通过自己搜集的数据进行预测，但他们的数据是有局限的。比如我在亚马逊上搜索了一本书，但最终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了，亚马逊并不知道，它仍会推荐相关的书，我却不再需要，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分享自己的数据了，例如在网络广告领域。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自己是否愿意你的数据被企业共享，如果你愿意让他们共享数据，你就能获得更好的推荐。如今在硅谷有一些创业公司正试图打造由个人、由消费者控制的信息共享平台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相对来说用户可能会对大公司更加信任，更愿意把信息分享给他们，那么小公司如何让用户分享更多数据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这不一定。可以换个角度来看，很多人不愿意把数据分享给Google或者Facebook，他们认为这些公司过于强大了；他们反倒更愿意把数据分享给小公司、创业公司。有意思的是，大数据能帮助大企业，也能帮助小企业，但对中型企业帮助不大。比如200-500人规模的企业，它们不够小，不像初创企业那么灵活，也不像Google那么强大，因而被挤压在中间，没有自己的优势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在企业内部，大数据应该由什么部门负责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CEO。这是很基本、很重要的。很多线下企业制造了大量的信息，他们有很多数据，但他们不明白数据就是价值，对他们来说数据是问题，所以他们设有首席信息官来处理这个问题；而由于信息是在基础设施上流动，他们还设有首席技术官来维护这些基础设施。他们没有意识到数据是产品，否则CEO会亲自去看数据，然后说这很有价值。管理者应该改变认识，明白数据不是风险或问题，而是潜在的产品，是价值的源泉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你认为在大数据时代，与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调整吗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是的。隐私权可以让个人对互联网、电子商务更信任；如果没有隐私权，我会对我在网上所做的事情很谨慎，因为一旦我将某件事告诉别人，我就可能把它收回来了，我无法控制它。所以我们需要隐私法，但隐私法也需要创新。如今欧洲的隐私法规定，企业最多只能将数据保存到首要目的完成的时候为止。这是在小数据时代制定的法律，在大数据时代已不再适用，因为数据的价值往往并非体现在其首要用途上，而是在其次要乃至第三位的用途上，可能是你收集数据时并不知道的用途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，让数据不再只能被保存到它的首要用途完成时为止，而是将决定权交给和数据相关的个人，让他们来决定是否删除数据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在《删除》中你说应该对企业保存数据的时间有所限制，这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于大数据的使用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我的意思是，数据能保存多久应该由和数据相关的个人来决定。例如我如果希望我的数据在亚马逊上保持很长时间，我需要有这个权利和意愿；但我必须同时拥有删除这些数据的权利。亚马逊也会因此获益，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们“删除我8年前的购书记录，因为这和我如今的兴趣无关”，这样能将一些噪音排除，他们的推荐会更精确，我可能会买更多的书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如果大数据能够准确预测未来，我们就可以在面临选择时做出最合理的选择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、我们生活中的快乐正是源自于一些非理性的选择，大数据是否会让我们失去这些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只有当我们知道了真相是什么、当我们理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非理性。我们可以理性地去面对不合理的情况，这是我们主动选择不理性的，符合人类的习惯。例如数据告诉我抽烟不好，但我依然可以抽烟，这是非理性的，但这个非理性的决定是基于一个理性的选择，因为我知道了真相，所以我在做选择时是理性的。如果没有数据，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是理性的，什么时候是非理性的；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实际上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所以在有了数据之后我们的生活依然可以很有趣。

        电脑报：你说遗忘是人类的天性，但事实上如今的人类也丧失了一些我们祖先所拥有的能力，那么人类在数字时代丧失遗忘的能力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进化？
        维克托：可以这么说，但进化应该是个缓慢的过程，尤其是要重组大脑。在很偶然的情况下，进化可能会使人类丧失某项能力，但这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。